香港民事訴訟：在欺詐案中追蹤、凍結和追討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資產作為財產的性質 根據目前香港的案例，香港的禁令救濟能夠針對加密貨幣交易所就加密貨幣(作為財產)做出。例如，在 Nico Constantijn Antonius Samara v Stive Jean Paul Dan [2019] HKCFI 2718 and [2022] HKCU 1899 一案中，香港法院針對一名加密貨幣交易商的資產發出了資產凍結令和所有權禁制令，還針對被告發出了披露令，以協助原告。 在 Yan Yu Ying v. Leung Wing Hei [2021] HKCFI 3160 一案中，香港法院就 999.9900261 比特幣發出臨時所有權強制令，以保存爭議標的物，等待實質裁決。法院在沒有討論任何具體問題或因加密貨幣的性質而產生的技術困難的情況下，批出禁制令。 在 Re Gatecoin Limited [2023] HKCFI 914 一案中，Linda Chan J 特別承認加密貨幣是清算人或臨時清算人可以保管的財產。 在 AA v Unknown Persons [2019] EWHC 3556 一案中，判定加密資產為普通法下的所有權目的訴訟選擇。此外，Fetch.ai Limited...Read More

香港離婚財產分割：如何在離婚程序中處理夫妻之間的債權債務？ 引言： 香港離婚財產分割中的夫妻債權債務問題 在香港的離婚訴訟程序中，常常出現的一種情況是，在婚姻存續期間，夫妻之間的一方因代另一方管理資產或者向另一方借款等原因而產生夫妻之間的債權債務問題。當離婚程序啟動後，這種債權債務本身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具體的數額是多少，可能也成為雙方之間的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那麼，再這種情況下，夫妻之前的債權債務問題，是否應該在離婚財產處理的程序中解決，還是應該單獨提起民事訴訟程序來解決呢？ 香港的婚姻財產分別制 在香港法律下，根據普通法以及香港的《已婚者地位條例》，夫妻在結婚後實行的是婚姻財產分別制，也即：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一方與另一方的財產是獨立的，並不因為婚姻關係的締結而形成夫妻共同財產。因此在婚姻存續期間，如果一方向另一方借款或者欠債，該等債務在法律上是受到保護的，作為債權人的一方有權向另一方追討。 香港離婚程序中的財產調整 雖然在婚姻存續期間實行的是夫妻財產分別制，在香港的離婚財產附屬救濟的法律程序中，法庭具有廣泛的權力，考慮各種因素，對於離婚雙方之間的財產進行調整，命令離婚的一方以一筆過的方式，或定期支付的方式，或物業轉移令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向另一方支付財產。 然後，此等離婚財產附屬救濟中法庭的權利，是否可以一併涵蓋對於夫妻雙方之間在婚姻期間的債權爭議做出判決以及做出償還的命令呢？ 盡可能將所有的財務糾紛在家事法庭一併解決 根據上訴庭Chan Man Ki v Yau Chun For, CACV 9/2019確定的法律原則，適用Matz v Matz [1984] FLR 392案例， 見該案判決的案頭筆記第4, 5項，最好將夫妻之間的所有的財務和財產問題都在一個法庭，即家事法庭，通過其在附屬救濟程序中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進行解決。 一般可以先暫停債務追討的民事訴訟的程序，等待家事法庭的附屬救濟的程序的處理。如果家事法庭通過審理，判決所爭議的財產屬於婚姻財產（matrimonial assets）， 則家事法庭可以根據MPPO條例給予的廣泛的裁量權，就如何處理所爭議的資產做出決定。反之，如果家事法庭判決該等資產不屬於婚姻財產（matrimonial assets），則婚姻附屬救濟程序後，一方可以繼續進行民事訴訟以解決糾紛。 然而，根據Matz v Matz [1984] FLR 392所確立的法律原則，此種暫停民事訴訟由家事法庭處理的處理方法，必須以不對訴訟任何一方造成不公平為基本的條件和原則。 在Cheung Wing Kuen, Samuel v Ip Chui Sum [CACV452/2021]一案中，法庭一方面確認Chan Man Ki v Yau Chun For [2021] 2 HKLRD 366 at [53] 的法律原則，即最好將夫妻之間的所有的財務和財產問題都在一個法庭，即家事法庭，通過其在附屬救濟程序中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進行解決。另外一方面，法庭也確認 Cumming-Bruce LJ 在 Matz...Read More

香港公司控制權之爭：剔除在公司註冊處登記文件的訴訟 簡介：香港公司控制權之爭議與公司登記文件的剔除 在公司的控制權在公司的內部人員之間發生爭議時，常常出現的一種情況是，爭議的一方單方面向公司註冊處提交文件，以免除另一方董事職務、任命新的董事，或者將公司秘書更改為聽自己話的人，或者更改公司地址，或者發行新的股份以稀釋對方的股份比例，等等。 而爭議的另一方發現在自己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公司在公司註冊處的登記信息發生變化，導致公司控制權失落後，可向法院申請，命令公司註冊處剔除該等未經授權的登記文件。本文擬介紹相關法律原則、程序。 香港公司條例第42條之文件剔除權 根據香港的公司條例第42條的規定，如有人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提出申請，而法庭相信公司在公司登記處登記的文件無效、無效力、並非在公司的授權下做出或者登記資料不準確或偽造，則法庭可以就此等文件命令公司註冊處做出更正或剔除。法庭還可以做出宣告該等文件無效的命令，或者做出禁制令，在爭議解決之前禁止有關人士再次登記文件。 所登記文件違反香港公司的內部程序，是非是無效、可剔除？ 在公司存在控制權爭議的情況下，爭議一方以公司名義作出的決議（例如，免除另一方的董事職位）可能因為得不到另一方的配合而違法公司內部的程序規定（例如，做出罷免董事的董事會決議出席人士達不到公司章程規定的最少人數的要求，或者根本沒有做出過董事會決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該等不符合公司內部程序而做出的決議（例如董事會罷免董事的決議）在公司註冊處登記後，另一方時候可以利用該決議不符合公司內地程序作為理由，申請宣告該等相關登記文件無效或者被剔除呢？ 法律原則：不符合香港公司內部程序的文件是否無效 根據Zhong Da Mining Holding Ltd v Lam Wo Ping (林和平) [[2024] HKCFI 1613] 引用上訴庭案例Re Dalny Estates Ltd所確定的法律原則，當香港公司在公司登記處所登記的文件不不符合公司內部程序時，法庭需要考慮的唯一問題是： 假如法庭否決該不符合規則的公司決議，公司是否能夠按照合乎程序的方法重新做出相同的公司決議？ 例如，如果公司控制權爭議的兩方，A佔80%的公司股份，B佔20%的公司股份，公司的董事也是A和兩人。如果A在沒有開股東會的情況下決定罷免B的董事職位，並將該罷免提交公司註冊處登記，B能否成功的申請剔除該違反公司內部程序的罷免決議？ 根據上述法律原則，即使法院否決這次違反內地程序所做出的罷免決定，但是，因為A佔80%的公司股份，A始終能夠重新按照合乎公司章程所規定的程序的方式，再次做出罷免A的決議，因此罷免A的決議無論如何是不可避免的，從而法庭應該維持罷免B的董事職位的公司決議，即使該決議在程序上有不合規之處。（見2024] HKCFI 1613案第43段判決) 相反，在上述假設的案例中，如果是B在在沒有開股東會的情況下決定罷免A的董事職位，而A到法庭訴訟要求剔除該不符合程序而做出的罷免決定，法庭就不會維持罷免A的董事職位的公司決議, 而是應該宣告其無效以及被剔除，因為B只佔20%的股份，他無法在公司按照正常程序運作的情況下做出罷免A的股東決議。因此，該決議的無效是無法挽救的。 如果公司的股權或最終控制權存在爭議 在類似的案件中，往往公司的股份或者控制權存在爭議，例如，A聲稱他佔80%的股份，但是B聲稱這A的80%中的60%已經轉讓給B了，A實際上只佔餘下的20%的股份。在此等關於股權的爭議尚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法庭面對著一方提出的關於剔除公司登記文件的申請時，往往面對着難題： 因為實際的股權或控制權的爭議還沒有解決，法庭難以運用上述法律原則，來判斷該等有爭議的不符和程序的公司決議是否能夠在程序正常的情況下作出（因為股東的投票權不清楚，當然無法判斷是否能正常做出該決議)。 在這種情況下法庭應該等待關於股權爭議的訴訟得到解決後再處理剔除登記文件的訴訟，或者如果沒有股權爭議的訴訟的存在，也可以繼續處理。 （作者：閆顯明律師，香港閆顯明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聯繫方式：[email protected], 微信/WhatsApp: +852 51039249）Read More

暫停民事訴訟程序等待另一訴訟結果：法庭基於案件管理的裁量權的運用原則 在香港的民事訴訟程序中，經常會出現一方向法庭申請暫時停止民事訴訟程序，以等待在香港的另一個民事訴訟或仲裁的的結果，或者等待在香港以外的某一個相關的訴訟或仲裁結果。 法庭在基於案件管理的事由考慮是否同意暫停民事訴訟程序時，會按照什麼原則來做出決定呢？ 暫停民事訴訟程序：法庭權力的來源 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16(3)條,以及高等法院規則RHC Order 1B, rule 1(2)(e)，法庭具有酌情權，基於案件管理權力，暫停法庭程序，知道某一時間或者某一事件的發生。 而法庭也有權基於其固有的管轄權(inherit jurisdiction)做出此等命令。 停止法律程序: 一般法律原則 當原告的訴訟是基於其權利提起時， 法庭應該僅在有”充分的理由(very good reason)“以及”少數以及強烈的環境因素(rare and compelling circustances)“的情況下准許停止程序，停止不應該對原告造成不公平，而被告需要證明繼續進行程序會對被告造成不公平，最終是一個方便和公平的平衡的問題。(See: Zhang Xiuhong v Liu Wenchen & ors (HCA 2118/2012, 20 July 2017), §34, per Au-Yeung J, citing Ng J’s judgment in AIG Europe Ltd & ors v Fast-Link Express Ltd & ors (HCAJ 114/2014, 10 January 2017), §§9-13. Poon Ka Man Jason v Cheng...Read More

香港遺產繼承：遺囑沒有給予遺產， 近親屬如何從遺產中獲得供養？         在香港的遺產繼承中，一般的法律原則是，如果死者留有有效的遺囑，應該遵循遺囑自由的原則，按照遺囑分配遺產。 然而，如果死者留下了有效的遺囑，但是遺囑中沒有給相關的近親屬贈與任何遺產，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的近親屬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從遺產中分得遺產供養嗎？  一、誰可以申請從遺產中獲得供養？         根據《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香港法例第481章）的規定，死者的下列近親屬可以申請從遺產中獲得供養，而不以生前實際受到死者的供養為條件：(1 )合法配偶, 包括妻妾等; (2) 未成年子女，或殘疾而無能力供養自己的子女。         而死者其他類別的近親屬或相關人士，例如死者的成年子女、已離婚的配偶、未結婚的同居對向、 同性同居對象、兄姐姐妹、父母等，則在能證明死者緊接著過世之前在向該等人士提供經濟供養的前提下，可以申請從遺產中獲得供養。 二、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下的供養的適用         根據該條例第3條的規定，如何死者過世時以香港為居籍地，或緊接著過世前在香港通常連續居住滿3年，則死者的遺產處理可以適用該條例。 三、案例与法律原则：不同類別的关系人士從遺產中獲得供養的申請         1.  合法配偶的遗产供养申请         在Re Lee Sai Wai (dec’d) [2002] 4 HKC 517，一案中，死者通過遺囑將財產全部留給自己的兄弟姐妹，而沒有將任何財產留給妻子，妻子申請從遺產中獲得供養。法庭在考慮了《财产继承(供养遗属及受养人)条例》第5條所規定的考慮要素（配偶的經濟狀況和財務需求、遺囑受益的經濟狀況和財務需求、遺產的數量、配偶的身體狀況和財務能力、配偶的年齡和婚姻持續的長短、配偶對家庭福利的貢獻、在離婚標準下配偶可以分得的財產數額、死者對於配偶在經濟上的支持、死者和配偶關係是否親密）後，決定配偶應該獲得死者遺產40%的份額作為供養。該案經過上訴到上訴庭後，上訴判決CACV 301/2002支持了一審判決。         在訴訟費用問題上，法庭在HCMP 4859/2001案件下也做出了原告配偶的律師費用從剩餘遺產（扣除原告配偶應得的份額後）中支付的指導性判決。        在CNC [2011] 4 HKLRD...Read More

香港離婚訴訟之財產分割和附屬救濟：律師費用適用敗訴方付費的原則 香港離婚財產分割和贍養費的訴訟案件中，最終律師費用的承擔，是否適用一般的民事訴訟案件的原則，即敗訴方需要支付勝訴一方的律師費用？ 適用敗訴方付費原則，但法庭有更大的酌情權 根據L v C (CACV 169/2006)、TL v SN (Ancillary Relief) [2010] HKFLR 506案件以及Z v X (CACV 166, 251, 252/2011)案件確立的法律原則，在香港離婚財產與附屬救濟的案件中，仍然應該適用一般民事訴訟中“敗訴方向勝訴方支付法律費用”的原則，但是考慮案件的特殊情況（例如子女的問題，財產金額較小），法庭應該有更大的酌情權。 英國法律的改變，香港並沒有跟從 英國法律Family Procedure Rules 2010已經改變了這一普通法規則，一般的原則變為任何一方不需要承擔另一方的法律費用，除非因為存在不合理的訴訟行為。但是這一改為是源於成文法規則，而香港並沒有這樣的成文法規則，因此仍然應該適用普通法一般民事訴訟中“敗訴方向勝訴方支付法律費用”的原則， 見Z v X (CACV 166, 251, 252/2011)第11段。  Read More

代孕、申请父母令及香港永久居留权 一、代孕及親子關係的香港法律擬制 代孕關係中，誰是子女的法律上的母親？        根據父母與子女條例（香港法例第429章）第9條的規定，懷有該子女的女子（即代母）為該子女的法律上的母親，而不是其他人。 代孕關係中，誰是子女的法律上的父親？         根據父母與子女條例（香港法例第429章）第10條的規定，懷有該子女的女子的丈夫或共同接受助孕父母的男性伴侶（即代母的丈夫或伴侶）是孩子法律上的父親，而提供精子的男子則並不因為提供精子而成為孩子的父親。 二、 提供配子的丈夫或妻子怎樣才能確認成爲子女的法律上的父母 代孕關係中，提供配子的人如何申請成爲子女法律上父母？       根據父母與子女條例（香港法例第429章）第12條的規定，提供配子的丈夫或妻子如要申請成為代孕子女的法律上的父母，必須要向香港法庭申請父母令，由法庭通過判決的方式確認推翻上述親子關係擬制的法律規定，確認提供配子的丈夫或/和妻子為子女的法律上的父母。申請需要滿足的條件包括：- 胚胎是使用丈夫及妻子的配子或使用其中一人的配子所產生 丈夫及妻子必須在該子女出生後6個月內申請命令 在提出申請時及發出命令時 —(a)該子女必須是與丈夫及妻子或兩者中的任何一人同屬一家；及(b)丈夫及妻子，或其中一人必須 以香港為其居籍；或者在提出申請及發出命令當日之前的1年期間，一直慣常居於香港；或者與香港有密切聯繫。 在命令發出時，丈夫及妻子均須年滿18歲。 該子女的父親(懷有該子女的女子的丈夫)及懷有該子女的女子，在完全明白所涉事宜的情況下，均自主地和無條件地同意法院發出命令。但如無法找到的人或無能力表示同意的人除外；而懷有該子女的女子在該子女出生後6個星期內表示同意的，該項同意是無效。 丈夫或妻子並無為下述事情付出或接受金錢或其他利益(合理招致的費用除外) —(a)判定父母令的發出；(b) 該子女的父親(懷有該子女的女子的丈夫)及懷有該子女的女子之同意發出判定父母令；(c)將該子女交予丈夫和妻子；或(d)為了使法院發出命令而作出的安排，獲法院授權或獲法院其後准許付出或接受金錢和利益者除外。 三、國外出生的代孕子女申請香港永居身份  港人在國外出生的代孕子女如何申請赴港定居和取得香港永居的身份       如果代孕子女的父親或母親一方在代孕子女出生是是香港永久居民，則可能申請代孕子女赴港定居和取得香港身份的條件，詳情見文章《香港永久居民海外子女的居留權問題》。  代孕海外出生的子女如何申請香港居留權？         除了符合上述一般的法律條件外，對於海外出生的代孕子女，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即必須向香港的法庭申請父母令（parent order)，從而在法律上確認該子女與提供配子的香港父母之間的法律上的親子關係。  在海外（例如美國）已經取得了法庭命令和代孕子女的出生證明，還需要在香港申請父母令嗎？          需要。就代孕而在海外出生的子女而言，在海外法院發出的確認親子關係的法庭判決以及基於該等海外判決而取得的海外出生證明書在香港並不生效。需要再次向香港法庭申請並取得父母令（parent order)，才能在香港法律下確認該代孕子女與提供配子的父母的親子關係。 四、代孕子女申請父母令：相關案例 (1)  未申請父母令的代孕子女，在離婚程序中如何處理管養權? Re X...Read More

代孕法律事務及申請父母令 隨著生殖科技的發展和普及，通過科技輔助生殖（即代孕）的方式生育子女已經變得日益普遍。然而，代孕所生的子女，提供配子的父母並不必然是代孕子女法律上的父親和母親，需要向法庭申請父母令，以在法律上確認提供配子的父母同代孕子女之前的法律上的親子關係。 業務範圍 本所提供以下方面的法律服務：  提供法律咨詢，就代孕子女的親子關係、申請父母令、香港居留權等相關問題提供法律意見；  代表客戶向法庭申請父母令（parent order)，確認法律上的親子關係；  為香港永久居民在海外出生的代孕子女申請香港居留權提供法律咨詢和協助。 文章：代孕及申请父母令 代孕、申请父母令及香港居留权 香港代孕相關法律与案例 父母與子女條例（香港法例第429章）第12條： 代孕關係中判定為父母令 父母與子女條例（香港法例第429章）第10條： 代孕關係中子女法律上的父親 人類生殖科技條例（香港法例第561章）第17條： 禁止商業代孕 父母與子女條例（香港法例第429章） T v N (HCMP 797/2021):  第37段，總結根據父母子女條例第12條申請代孕關係中判定父母令的法律原則 FH v WB（HCMP 1313/2018）： （a） 總結子女利益最優先原則； （b）申請超出6個月法院有權延期;  （c）法庭是否可批准給出超出合理開支的代孕費用 Re LH & LW (Expenses for Intended Surrogacy) （HCMP 707/2021）： 法庭拒絕預先批准代孕費用的申請。  Read More

香港婚姻（包括婚前）財產協議： 常見問題和答案      1. 什麼是婚姻（或婚前）財產協議，通常包括什麼內容？ 答： 婚姻（或婚前）財產協議是婚姻雙方在結婚前或結婚後訂立的一份協議，約定在婚姻存續期間雙方的財產歸屬制度以及安排，以及約定如果將來離婚的情況下，雙方的財產如何分配。如果該協議在結婚之前簽署，叫婚前財產協議，如果該協議在結婚之後簽署，叫婚姻財產協議或婚後財產協議。     2. 在香港訂立的婚姻（婚前）財產協議，是否有法律效力？ 答： 根據香港終審法院在SPH v SA [2014] HKEC 957（FACV No. 22 of 2013）一案中判決，香港跟隨英國Radmacher案的法律立場，對於一份妥善訂立的婚姻（婚前）財產協議，香港法院可以認可其有效性。      3.  香港訂立的婚姻（婚前）財產協議，其絕對有效嗎？ 答： 在香港法律制度下，法庭具有絕對的酌情權，在離婚程序中根據公平的原則分配資產。因此，即使是妥善訂立的婚姻（婚前）財產協議，其效力也不是絕對的，仍受制於法庭的酌情分配財產的權力。雖然如此，根據案例法確立的原則，對於妥善訂立的婚姻（婚前）財產協議，如果不存在致使其無效的因素，則法庭應該認可其法律效力，並在行使酌情權時，並將該婚姻（婚前）財產協議作為重要的分量考慮。參見《香港婚前財產協議以及效力》一文介紹。      4.  香港婚後財產協議和婚前財產協議，在效力上有不同嗎？ 答：香港的婚前財產協議和婚後財產協議（包括分居協議），法律上判斷其是否有效的法律原則是一樣的。如果在婚前沒有來得及做婚前財產協議，也可以在結婚後做婚後財產協議。     5.  香港婚姻財產協議，應該如何妥善訂立？ 答： 一份妥善訂立的婚姻財產協議，其重要的因素包括：（1） 雙方必須尋求各自獨立的法律意見，即協議雙方在起草和訂立過程中應該有不同的香港律師行作為其律師代表；（2） 雙方需要對對方做財務上的完全和誠實的披露； （3）不存在致使合同無效的其他因素例如脅迫、欺詐、不實陳述等；（4） 協議的條款內容應該合理，例如應該考慮子女的需求和利益，以及弱勢一方的合理生活需求和其對家庭貢獻的補償。     6.  可以在臨近預訂的結婚日之前訂立婚前財產協議嗎？ 答： 雙方在簽訂協議前應該給予充分的考慮時間，且不應收到壓力。根據案例法，訂立婚姻財產協議的時間距離結婚日只有21天，被認為時間太短，弱勢的一方結婚臨近受到壓力，從而導致認定婚姻財產協議無效。    7.  訂立婚姻財產協議，可以約定適用香港以外的法律（例如內地法律）嗎？ 答： 如果雙方與香港以外的地方具有密切的聯繫，也可以考慮在協議中約定適用香港以外的法律。SPH v SA [2014] HKEC...Read More

香港離婚財產分割：財產分配的典型案例 丘及張, [2023] HKFC 169  主要資產是男方名下的一個香港房產，男方繼承所得，結婚7年中有6年分居深圳-香港，只有1年在香港房產共同居住； 判決:  (1) 因為夫妻在此房產共同生活過一年，因此此房產為婚姻財產； （2） 結婚7年，原則上財產應該一人一半均分； （3）考慮到該房產為男方繼承所得，夫妻將該房產作為婚姻住所的時間只有一年，且女方沒有誠實披露財產。 判決不按均分原則分配該房產：女方分得房產份額的35%，男方分得65%。 陳 v 種, CACV 461/2022  主要資產是男方的退休金，2003.10結婚，2014.8分居，2017.8判暫准離婚令。結婚時男方已經在警隊服務了17年，離婚時還需要在工作5.5年才能取得退休金。 一審判決1/3屬於婚姻財產，其中一半(即1/6）判給女方。上訴改判80%屬於婚姻財產，其中一半(40%)判給女方。 理由：雖然22.5年的積累女方沒有貢獻（約10年婚姻期女方被視為有貢獻），但是隨着婚姻時間的延長，長期婚姻會將只有一方的貢獻的財產變為婚姻財產，因此，男方婚前在警隊服務的17年歲積累的退休金已經轉化為婚姻財產，但考慮到離婚時男方還需要再工作5.5年才能領取退休金（此5.5年女方沒有貢獻，所積累的退休金不是婚姻財產），因此酌情判決男方全部退休金的 80%為婚姻財產，女方可以分得其中的一半即40%。  Z v X (C: Intervener), CACV 166, 251, 252/2011 1982結婚，1994年男方與第三者同居，2006年女方申請離婚。 介入方為該第三者。爭議的資產為價值巨大的公司股份。 法庭判決：（1）介入方第三者並不因為與男方的長期同居關係而取得男方名下的資產的實質權益；（3）應該適用平均分配的財產分割原則，女方取得一半；下級法庭判決男方取得55%的判決被推翻；（4） 訴訟待決期間男方已經向女方支付的臨時附屬救濟的金額應計算在女方應該的份額中。 T.L. v M.L AND ANOTHER, UK CASE, [2005] EWHC 2860 (Fam) 在離婚財產分割和附屬救濟程序中，妻子要求在計算可分配的財產時，考慮男方的大家庭（父、母）所持有的財產，夫妻婚姻期間居住在大家庭所提供的房產中、大家庭提供裝修。理由是應該鼓勵”encourage”男方大家庭提供財產以滿足男方的需求。法庭判決：駁回妻子的申請。只有夫妻一方有權(as of right)的財產，或者夫妻外的第三人有義務向夫妻一方支付財產，而第三者無法拒絕的情況下，該等財產才可以視為是可分配的財產。  Read More

香港離婚財產分割：離婚程序中如何處理婚姻財產協議? 根據SPH v SA [2014] HKEC 957（FACV No. 22 of 2013）一案中香港終審法院的決定，香港法庭正式確立跟隨英國Radmacher案的法律立場，在一定條件下，認可婚姻財產協議的法律效力，參見《香港離婚律師-香港婚前財產協議以及效力》一文的介紹。 婚姻財產協議對香港離婚程序的影響 在此前提下，香港法庭在離婚程序中，如何處理婚姻財產協議呢？這裡至少涉及兩個問題。 首先，在香港的離婚程序中，如果對婚姻財產的分配有爭議，雙方均需要對自己的財務狀況做充分和坦誠的財務披露，見《香港離婚訴訟中的財產披露制度》。 但是，在離婚雙方訂立有婚姻財產協議的情況下，雙方是否仍然需要做同樣的充分和坦誠的財務披露？ 其次，在香港的離婚財產分割中，法庭有權根據香港法律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7（1）條考慮該條列出的所有因素，而根據”公平(fairness)”原則對財產做出分配。 但是，在離婚雙方訂立有婚姻財產協議的情況下，法庭時候還需要考慮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7（1）條考慮該條列出的所有因素？ Crossley申請： 將婚姻財產協議作為一個前置問題處理 在香港的案例L v F (FCMC 7917/2018)一案中，香港法庭採用並發展了英國案例Crossley v Crossley 確立的法律原則和方法，即當存離婚訴訟中一方提出依賴經雙方自願簽署的婚姻財產協議時，一方可以向法庭起初傳票申請，作為婚禮財產訴訟的一個前置問題，要求另一方說明其認為不應該受婚姻財產協議約束的理由，並由法庭作出判決該等理由是否成立。 可以因婚姻財產協議而限制財產披露的範圍 根據上述L v F案例判決，法庭可以在就婚姻財產協議是否有效作出判定的基礎上，限制雙方或任何一方進行財產披露的範圍，從而不需要全面的財產披露，從而節省訴訟的時間和費用。 法庭在《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7（1）條下的酌情權不受影響 雖然法庭可以作為離婚訴訟中的前置問題判定婚姻財產協議是否有效，但是這不影響法庭根據《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7（1）條考慮各種因素並根據公平原則處理財產的權力。實際上，在婚姻財產協議有效的情況下，婚姻財產協議將會成立法庭考慮的因素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 有關香港離婚程序、香港離婚子女撫養權、香港離婚贍養費和財產分割、香港婚前財產協議、香港登記結婚等相關法律問題，請進一步查詢香港婚姻家事法律服務專頁。 本所香港律師法律咨詢的聯係方式如下： 電話： +852  31881995（香港）, 或+86 15018939249（内地） 微信或 Whatsapp: +852 51039249Read More

香港離婚遺產分割：婚姻資產涉及第三方權益的信託代持訴訟 婚姻資產信託代持的常見類型 在香港的離婚訴訟中，一個常見的爭議類型，是婚姻訴訟的一方聲稱婚姻相關資產的名義持有人與實際權益持有人不一致，從而要求法庭判定該等財產的實際持有人，並以此為基礎分配婚姻財產。這種婚姻資產的信託代持訴訟，通常有兩種情形：  某些資產雖然是婚姻訴訟的一方的名下持有，但是其聲稱他或她僅僅是作為名義的權利人為他人的利益（例如其父母）而代持，其不是實際的權利人，因此該等財產應該排除出婚姻財產；  某些資產在第三方（例如訴訟一方的父母）的名下，但是，婚姻訴訟的另一方聲稱該等資產實際的權利人是婚姻訴訟的一方，而該等第三方僅僅作為名義權利人而持有，因此該等財產應該加入到婚姻財產中進行分配； 信託代持訴訟：作為婚姻財產分割訴訟的前置問題 在Leung Wing Yi Asther v Kwok Yu Wah & others (2015) 18 HKCFAR 605一案中，在第28-29段，香港終審法院確認跟隨英國TL v ML & Other (Ancillary Relief: Claim Against Assets of Extended Family) [2006] 1 FLR 1263案件確立的法律程序，即在婚姻財產分割訴訟涉及到第三人對於財產的權益時，婚姻訴訟一方與第三人之間的財產權益訴訟，應該作為婚姻訴訟的一個前置問題處理，通過雙方提交書狀，證詞，開庭聆訊的方式解決。 第三方加入到婚姻訴訟之信託代持訴訟中 在香港離婚訴訟之婚姻資產信託的代持訴訟中，因為涉及到婚姻訴訟雙方之外的第三人的財產利益，通常需要將第三方（例如作為實質權益持有人，或者作為代持人的父母）加入到訴訟中，作為訴訟的一方。 第三方加入到婚姻訴訟之信託代持訴訟中的法律依據：Order 15, rules 6(2) and (3) 關於第三人加入訴訟的規則，以及上述案例法； 加入的程序： 可以由婚姻訴訟任何一方向法庭申請加入第三方，或者收到法庭文件的第三方也可以自己向法庭申請加入。 並非所有的類似程序第三方都必須加入。例如在訴訟一方聲稱他或她僅僅是作為名義的權利人為他人的利益（例如其父母）而代持時，第三人至少應該被通知到訴訟的程序，以便收到法庭判決的約束。第三人可以自己決定是否申請加入。 然後，並不是離婚訴訟之資產涉及第三方的權益時，一定需要將第三方加入到訴訟程序中作為介入人。根據LLC v LMWA（CAMP 143/2018）， 上訴庭認為： 當爭議的資產由第三方的名下持有而婚姻一方聲稱具有實質權益或者代持關係時，第三方必須加入離婚訴訟程序作為介入人。相反，如果爭議的資產由婚姻的一方持有，該婚姻一方聲稱是為第三方的利益持有（代持），則應該將該訴訟程序通知第三方，第三方可以選擇申請作為介入人加入，第三方也可以選擇不加入，但如果第三方選擇不作為介入人加入程序，第三方需受該離婚訴訟程序中法庭所做出的命令或判決的約束。 這一原則在其後的案件中被確認： FCMC...Read More

跨境貨幣兌換涉及之違法性原則（違反內地法律）在香港訴訟中的運用 在香港的民事訴訟程序中，常常會出現一方當事人提出合同或其履行涉及違反內地法律（最常見的就是跨境貨幣兌換違反內地的外匯管理法）而主張另一方的訴訟請求或抗辯理由不成立。作為從事內地-香港跨境訴訟業務的香港律師，本文擬對相關案例所確定的法律原則作出總結，以便於學習、理解和應用。 違反內地法律，合同在香港法庭無法強制執行力的情形  Ryder Industries Ltd v Chan Shui Woo (2015) 18 HKCFAR 544, 案件確定基於國際禮讓原則(international comity)，如果合約涉及違反內地法律，則在香港法庭也不具有強制執行力。法庭總結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1）如果合同適用（無論選擇適用，還是根據沖突法適用）內地法律，而合同條款在內地法律下不可強制執行，則在香港法院也必然不可強制執行； （2）如何合同的履行必然導致實行違反合同履行地（例如內地）法律的行為，則香港法庭不會認可該合同的效力； （3）如何合約雙方簽訂合同時的真實目的和意圖涉及到在其他法域（例如內地）實施違反當地法律的違反行為； （4）如何任何一方（或雙方）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實施了違反其他法域（例如內地）的法律的行為（即使不是簽訂合同時意圖的），也可能（但不必然）導致該合同無法在香港法庭執行，取決於所違反的其他法域（例如內地）的法律是否非常嚴重。 香港-內地跨境換錢（貨幣兌換）糾紛（1）： 可否以合同為基礎要求兌換店履約？ 根據Wong Chi Hung v Lo Wing Pun & Anor （DCCJ 1960/2019）案的判詞，通過香港的兌換店所進行的以跨境貨幣對敲形式而完成的貨幣兌換合同，因為違反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外匯管理辦法》第30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第45條的規定而違反內地法律，從而在香港法院不具有強制執行力，香港法庭不會基於合約法的繼承，強制任何一方履行該等貨幣兌換合同。 香港-內地跨境換錢（貨幣兌換）糾紛（2）： 可否以不當得利為基礎要求兌換店退還資金？ 顧客按照貨幣兌換店的要求將人民幣在內地存入到兌換店指定的銀行賬戶，該指定賬戶視為以貨幣兌換店的代理人的身份收取客戶的資金，等同與貨幣兌換店收取了客戶的資金。那麼，在貨幣兌換合同被裁定為違法的情況下，顧客是否有權利以兌換店不當得利為由要求兌換店退回資金呢？ 在Wong Chi Hung v Lo Wing Pun & Anor （DCCJ 1960/2019）案中，顧客一方提出，「不當得利」之「不當」因素，在於顧客處於錯誤而支付資金，但法庭認為基於跨境兌換的非法性，顧客無法主張「錯誤」，但顧客可以主張(因合同无強制執行力）兌換店一方收取資金而沒有支付對價（total failure of considerationi）作為其不當得利之「不當」的因素。 兌換店一方提出，因為跨境對敲的兌換是違反內地法律的，兌換合同違法，從而原告為履行違法合同而支付的資金，因違反公共政策，從而不可以依賴不當得利為由要求退回。其依賴的典據是 Aratra Potato Co Ltd v...Read More

如何繞過享有優先權的遺產承辦申請人？-「必要和方便原則」簡析 遺產承辦人的優先權順序 在香港的法律制度下，遺產繼承是一種遺產承辦制度，即由法律規定的有優先權的人向法庭申請成為遺產承辦人（遺囑指定的為遺囑執行人，非遺囑指定的稱為遺產管理人）， 享有優先權的人取得法庭頒發的遺產承辦書後，就取得了遺產承辦人的法律地位，然後再有遺產承辦人管理遺產和將遺產分配給繼承人。 一般而言，如死者留有遺囑並在遺囑中指定了遺囑執行人，則遺囑執行人具有申請遺產承辦書的優先權。而在沒有遺囑或者沒有指定遺囑執行人的情況下，則依照法律的規定確定具有優先權順序的人，詳細的法律原則，請參見文章《香港遺產繼承：申請遺產管理人的優先權順序》。Read More

香港騙案訴訟：法律資源 法例及案例 1. 不當得利(Unjust Enrichment) Lipkin Gorman v Karpnale Ltd [1991] 2 AC 548 at 572 D Tongji Science &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 Ltd v Casil Clearing Ltd [2004] 7 HKCFAR 79 2. 資產凍結令（Mariva Injunction) Ninemia Maritime Corp v Trade (The Niedersachsen) [1983] 2 Lloyd’s Rep 600 at 605: Good arguble case Great Wall Pan...Read More

受養人申請從遺產中撥付經濟供養 本所的代表客戶處理死者的受養人，例如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在死者生前受死者供養的人士向法庭申請從死者的遺產中撥付供養款的法律申請程序。 這一申請的法律基礎是《財產繼承( 供養遺屬及受養人) 條例》 ( 香港法例第481 章) 。 本所在這方面富有經驗。 業務範圍 代表死者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申請從死者的遺產中撥付供養款； 代表其他死者生前受其供養的人士，例如死者的同居人士、死者的父母等申請從死者的遺產中撥付供養款。 受養人申請從遺產中撥付供養款： 常見的問題 誰有權申請從死者的遺產中撥付供養款 受養人申請從遺產中撥付供養款： 相關法律資源 《財產繼承( 供養遺屬及受養人) 條例》 ( 香港法例第481 章) Chan Siu Man v Lam Jenny & Ors [2014] 1 HKLRD 529：遺產供養申索並不是確定的法律權利，而僅是一種希望或可能性(hope or contigency)，取決與法庭的酌定裁量權。因此，如果遺產供養的申索人（例如死者的配偶）去世，他的繼承人無權繼續進行該遺產供養申索。 本所專題文章：遺囑沒有給予遺產， 近親屬如何從遺產中獲得供養？  Read More

香港離婚程序中的子女管養權問題   離婚對婚姻中的孩子，尤其對於年幼的孩子，有著深深的影響，而大多數這樣的孩子都希望能夠繼續受到父母雙方的保護和指導。 在香港的離婚程序中，有關子女的管養權問題往往涉及到兩個不同的該概念，即管養權(Custody)和對子女的照顧和管束（Daily care and Control)權。Read More

香港離婚程序：將子女帶出香港境外的法律問題   在香港的離婚法律程序中，會涉及將家庭子女臨時或永久帶出香港的問題。一旦子女被一方攜帶離開香港，另一方可能會面臨著難以見到子女的問題。如果將子女永久帶離香港，香港法庭也會面臨著難以實際行使對子女的管轄權的問題。 如何防止婚姻一方將子女帶離香港？ 當婚姻一方擔心另一方會將共同的子女未經同意帶離香港時，可以向法庭提出法庭監護權（wardship) 申請，即申請在特定時候（通常在雙方對子女管養權等進行訴訟期間）由法庭行使對子女的監護權。一旦監護權（wardship) 申請提交法庭，無需等待法庭就此作出決定，一方可將該法庭蓋印的申請文件副本送入境事務處登記。而入境事務處登記在收將此等文件登記後，該等子女子女將無法過境離開香港。Read More

香港民事訴訟中屬實申述以及虛假申述的法律責任 屬實申述的適用範圍 按照《高等法院規則》/《區域法院規則》第41A條，以及實務指示19.3，香港民事訴訟中的狀書、證人陳述書、專家報告及依據任何其他法定條文或實務指示的規定而須予以核實的訴訟文件，都必須以簽署屬實陳述 (Statement of Truth)的方式進行核實，而屬實陳述的簽署人必須確信該等文件愛你所陳述的事實是真實的，否則簽署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上述規則，在經作出必需的變通後，也同樣適用於婚姻法律程序 / 家事法律程序中的呈請書、答辯書或答覆書、共同申請書、原訴申請書、就子女安排而提交的陳述書、就問卷 /更詳盡清楚詳情的請求書作出的回復的法律文件。Read More

导航：  執業領域  > 香港公司商業法律事務  > 香港公司股份信托与代持 香港公司股份的信托与代持：法律与实践 在作為香港律師執業和多年前作為內地律師執業中，處理過比較多的內地公司股份代理和香港公司股份代持的法律事務，特此做一個概要的總結。 內地股份代持：代持協議與信托 內地處理股份代理， 通常的做法的由代持人和實質權益人之前簽署一份《股份代持協議》，約定雙方的權利義務。 代持的法律基礎是principal-agent的代理人法律關系。 最高人民法院在有關公司法的相關司法解釋中也確認，股份代持協議在不違法強制性規定前提下是有效的。 同時， 我也看到過內地律師以私人信托的方式辦理股份代持的情況。例如，在職工持股的安排中，由個人或公司作為信托受托人代為持有分散的職工持股。 在內地法律對於非公眾公司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人數有嚴格限制的條件下，這樣的安排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鑒於內地的法律對於私人信托的法律效力仍沒有定論， 這種所謂信托方式的代持股份的法律效力會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