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詐騙訴訟律師:刺破香港公司的面紗,向公司董事追討 香港詐騙案件民事訴訟案件的難題 在香港的詐騙案件訴訟中,香港律師經常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題是,參與詐騙或直接收取詐騙款項的是一間香港公司,而在受害者針對該香港公司提起民事訴訟時,該公司的資金已經被轉移走。 即使針對該公司的訴訟勝訴,往往也面臨著該公司無資產可供執行的困境。有甚麼解決這個困境的辦法呢? 在香港的公司法的一般原則下,公司是獨立的人格主體。公司如果無力償債,債權人只能申請公司破產清盤。 然後,在香港公司涉及到詐騙的事實背景下,受害人有機會可以揭開公司的面紗,直接向控制該公司的董事追究其個人責任,要求賠償。向公司的董事提起訴訟,追究其董事個人的法律責任,為解決詐騙案件民事訴訟中被告公司無資產可供執行提供了新的出路和方向。 追究董事個人法律責任的基礎:不誠實協助(Dishonest Assistance) 在詐騙案件中,如果香港公司涉及到詐騙中,例如,收取了詐騙款,而又將該收取的詐騙款轉走,而沒有合理的理由,則該香港公司在法律上會被視為以推定信托(constructive trust)的受托人的身份持有該等款項。而如果該公司的董事不誠實地將該公司所收到的涉案資金轉走,該公司董事可能涉及不誠實地協助該香港公司違反其信托義務,從而該需要個人向受害人承擔損害賠償的責任,該董事的因不誠實協助而需要承擔個人責任,與公司需要承擔的違反信托義務的責任,可以是獨立的,也可以是連帶的。 就公司董事因不誠實協助而而應承擔個人責任,權威的案例是Royal Brunei Airlines v Tan [1995] 2 AC 378,在該案中,確立了兩項基本的原則:(1)公司董事的不誠信(dishonest)即可使其獨立承擔不誠信協助的法律責任,而並不要求公司作爲一個法人主體必須存在欺詐和不誠信; (2)判斷公司董事不誠信的標準是客觀標準,而不是主觀標準;即只要是按照一般的普通人的標準衡量,該公司董事的行爲不是誠實的行爲,即可認定該公司董事的不誠信,而並不要求證明該公司董事在主觀上有欺詐的意圖。見Levin on Trust, 43-066. 香港案例:在詐騙案中以不誠實協助追究追究公司董事個人責任的 在香港,在Wavefront Trading Ltd v Po Sang Bank Ltd, HCA 3359/1997一案中,法庭採納了上述Royal Brunei Arlines之法律原則作爲判斷是否存在不誠實協助的標準,並認爲該等判決無法在簡易判決中進行,而需要正審決定。 在NIKKODO (HK) LTD V LAM CHIU KAU & ANOTHER, HCA 9724 of 1997一案中,法庭適用上述Royal Brunei Arlines之法律原則,揭開公司的面紗,判令公司的董事直接承擔違約的法律責任【見判決第27-31段】。 在DONGGUAN CITY...Read More
香港民事訴訟:其他訴訟程序的判決書內容在香港民事訴訟中的可採性 不採信另一法院在其他的訴訟程序中所發現的事實:霍林頓原則 在香港的普通法下,另一法院或審裁處在先前的訴訟程序(無論是民事或刑事)中所作的判決和事實裁斷,在其後的其他訴訟程序中不予採信,除非該裁斷所針對的一方因對物禁反言(estoppel per rem judicatam)而受其約束。請參閱 Hollington v F Hewthorn & Co Ltd [1943] KB 587 一案。 該案雖然具有爭議性,但從未被推翻。 在香港,《證據條例》第62條已廢除該條文對在其後的民事法律程序中依據本地刑事定罪的適用性,但該條並不適用於在香港境外的定罪,例如中國的刑事判決書中認定的事實,仍然適用霍林頓原則,其認定的事實和判決內容在香港的民事訴訟中案件的不予採信原則。(Capital Century Textile Co Ltd v Li Dianxiao, HCA 263/2012第23段)。 霍林頓原則的理念 「在民事案件中,法官任務的核心部分是評估各方提出的證據,並決定從這些證據中可以得出哪些適當的結論。在執行這項任務時,法官必須通過自己對證據的評估形成自己的意見,而不得聽從其他人的意見。(Rogers v Hoyle [2015] QB 265,Leggatt J在第[59]處表示) 因此,另一法院的意見,就像旁觀者的意見一樣,並非須就有關問題作出決定的法院應予考慮的事項。我認為……一般而言,其基本理據是:法院有責任根據所收到的證據形成自己的意見;而法院在形成該意見時,不適合受到他人意見的影響,不論該人的意見可能有多可靠。只要後來的法院所收到的證據與先前的法院所收到的證據相同,後來的法院同樣可以從證據中得出推論和結論。只要證據不同,則先前法院的意見對法院的工作並無幫助。(Rogers v Hoyle [2015] QB 265,Leggatt J在第[93]處中表示) 霍林頓原則的例外:對物禁反言 對物禁反言(estoppel per rem judicatam),也稱為間接禁反言/間接再訴禁止(collateral estoppel),是一項法律原則,表示如果法院已經判決了雙方之間的問題,就不能在不同的案件中再次提出相同的問題。 在 Akayepe V Akayepe (2009) 111...Read More
跨境貨幣兌換涉及之違法性原則(違反內地法律)在香港訴訟中的運用 在香港的民事訴訟程序中,常常會出現一方當事人提出合同或其履行涉及違反內地法律(最常見的就是跨境貨幣兌換違反內地的外匯管理法)而主張另一方的訴訟請求或抗辯理由不成立。作為從事內地-香港跨境訴訟業務的香港律師,本文擬對相關案例所確定的法律原則作出總結,以便於學習、理解和應用。 違反內地法律,合同在香港法庭無法強制執行力的情形 Ryder Industries Ltd v Chan Shui Woo (2015) 18 HKCFAR 544, 案件確定基於國際禮讓原則(international comity),如果合約涉及違反內地法律,則在香港法庭也不具有強制執行力。法庭總結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1)如果合同適用(無論選擇適用,還是根據沖突法適用)內地法律,而合同條款在內地法律下不可強制執行,則在香港法院也必然不可強制執行; (2)如何合同的履行必然導致實行違反合同履行地(例如內地)法律的行為,則香港法庭不會認可該合同的效力; (3)如何合約雙方簽訂合同時的真實目的和意圖涉及到在其他法域(例如內地)實施違反當地法律的違反行為; (4)如何任何一方(或雙方)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實施了違反其他法域(例如內地)的法律的行為(即使不是簽訂合同時意圖的),也可能(但不必然)導致該合同無法在香港法庭執行,取決於所違反的其他法域(例如內地)的法律是否非常嚴重。 香港-內地跨境換錢(貨幣兌換)糾紛(1): 可否以合同為基礎要求兌換店履約? 根據Wong Chi Hung v Lo Wing Pun & Anor (DCCJ 1960/2019)案的判詞,通過香港的兌換店所進行的以跨境貨幣對敲形式而完成的貨幣兌換合同,因為違反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外匯管理辦法》第30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第45條的規定而違反內地法律,從而在香港法院不具有強制執行力,香港法庭不會基於合約法的繼承,強制任何一方履行該等貨幣兌換合同。 香港-內地跨境換錢(貨幣兌換)糾紛(2): 可否以不當得利為基礎要求兌換店退還資金? 顧客按照貨幣兌換店的要求將人民幣在內地存入到兌換店指定的銀行賬戶,該指定賬戶視為以貨幣兌換店的代理人的身份收取客戶的資金,等同與貨幣兌換店收取了客戶的資金。那麼,在貨幣兌換合同被裁定為違法的情況下,顧客是否有權利以兌換店不當得利為由要求兌換店退回資金呢? 在Wong Chi Hung v Lo Wing Pun & Anor (DCCJ 1960/2019)案中,顧客一方提出,「不當得利」之「不當」因素,在於顧客處於錯誤而支付資金,但法庭認為基於跨境兌換的非法性,顧客無法主張「錯誤」,但顧客可以主張(因合同无強制執行力)兌換店一方收取資金而沒有支付對價(total failure of considerationi)作為其不當得利之「不當」的因素。 兌換店一方提出,因為跨境對敲的兌換是違反內地法律的,兌換合同違法,從而原告為履行違法合同而支付的資金,因違反公共政策,從而不可以依賴不當得利為由要求退回。其依賴的典據是 Aratra Potato Co Ltd v...Read More
香港民事訴訟中的訴訟費用擔保制度 香港訴訟律師-訴訟費用保證金制度 作為香港訴訟律師,經常需要向客戶解釋訴訟費用擔保問題。特別是當客戶是中國大陸公民或公司並作為原告訴訟時,提起訴訟後面臨馬上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法庭應被告的申請,要求位於香港境外的原告提供訴訟費用保證金。原告如果不提供,其所提起的訴訟程序將會被擱置或撤消。… Read the restRead More